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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统外交”到“网络外交”:互联网开启外交新时代         ★★★
互联网开启外交新时代
作者:广东省委党校 王日华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6-21 9:16:37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引发了外交领域的重要变革。互联网对外交空间、外交模式和外交属性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从“传统外交”到“网络外交”

    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瓦尔特·瑞斯顿(Walter B. Wriston)就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预言外交将进入“比特外交”(bits diplomacy)或“字节外交” (bytes diplomacy)时代。而今,“网络外交”(cyber diplomacy/web diplomacy)已正式进入各国的外交事务日程。

    网络外交改变了传统外交的基本形态,催生了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虚拟外交通过网络的形式,提供在线外事服务,塑造国家的网上形象,宣传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外交部、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推出了在线咨询和办证服务,使本国外交政策和发展动态更加贴近民众。

    网络外交扩展了外交空间,外交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外交场合,在网络空间,外交几乎无处不在。一些国家及其外交部门的领导人纷纷推出了“博客外交”(blog diplomacy),通过博客的形式宣传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理念;或者是通过“在线外交”(diplomacy online)的形式,与网民直接对话。

    网络外交突破了国家领土边界甚至是国家属性的限制。网络为一些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活动提供了方便的平台,网络不仅使得国际间信息传播和沟通更加方便,而且使得跨国活动更容易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网络外交对传统外交也构成了挑战。在网络空间,网民的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淡薄。情绪宣泄易形成广泛的网络民族主义。此外,网络给国家的外交安全带来空前的挑战和压力。比如,2010年“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连续公布了数千份美国外交机密函件并声称将继续公布已经掌握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文件,这成为美国外交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的“9·11”。

    从“秘密外交”到“公开外交”

    以列宁的“人民外交”思想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为界,人们将之前的“秘密外交”称为“旧外交”;将之后的“公开外交”称为“新外交”。尽管“新外交”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外交,却开创了“民主外交”新模式,即政府不得垄断外交事务,政府部门签订的外交文件必须要经过国家立法部门的表决才能正式生效,这就使得外交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有限的公开,即从政府部门扩展到了立法机构。同时,“新外交”没能完全断绝政府间的“秘密外交”。例如,美国和日本就美国核武器驻扎日本的秘密协议,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告知日本议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开外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外交在外交系统内部变得更加公开。各国通过外交系统的统一网络平台,实现外交系统内部的资源和信息共享,从而使得外交系统内部的“公开外交”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公开。在网络传播下,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同时掌握各国公开的外交资讯。第三,外交在民众之间变得更加公开。传统外交总是披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保持着高层政治的姿态,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外交越来越成为民众关注和感兴趣的对象。

    从“国家外交”到“网民外交”

    在外交学理论中,外交被普遍界定为国家之间或者说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在古代汉语中,“外交”的最初含义只是泛指对外交往。后来上升到国家层次,“外交”主要是指国君及其诸侯大夫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国传统思想极力将“外交”划入国君专利的范畴。《现代汉语词典》将“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牛津英语词典》明确指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英国外交学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尼克松(Harold Nicolson)就接受了这一定义。鉴于此,鲁毅、黄金褀、陈乐民、金正昆和周启朋等国内学者都明确表示,外交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或政府。

    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清末民初,“国民外交”的思潮风起云涌。“国民外交”是在中国政府极度虚弱或是中国陷入分裂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国民不堪忍受外交失败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外交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鉴于中国在长时期内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法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于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积极提倡“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希望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家外交”。其中,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和正常化就是“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的典型案例。

    无论是“国民外交”还是“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其主体都不是国家、政府或者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但他们直接参与了外交并影响了外交进程,影响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中日外交史上的廖承志、孙平化、赵安博、王晓云、肖向前、松本治一郎、松村谦三、古井喜实、佐佐木更三、竹入义胜、西园寺公一和松崎君代等人,中美“乒乓外交”中的科恩(Glenn L. Cowan)和庄则栋。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网民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授权就可以直接与外国发生联系;网民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费用和责任就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网民的数量和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网民外交”就会应运而生。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外交开始部分走向民间和网络。网民可能是职业的外交官,也可能是业余的外交爱好者;网民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也可能是普通民众;网民可能是一国公民,也可能是世界公民;网民可能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你永远也无法知晓的某个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借助互联网这一最便捷的大众工具来有意无意地影响外交。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海外受阻,而中国网民则在与法国政府的外交斡旋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政府间外交仍是外交的核心和主体,但互联网在形式、空间和参与范围等方面扩展了政府间外交。传统外交模式和手段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而不断革新,在网络效应的综合影响下,外交已迎来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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