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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
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作者:武心波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9年第6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3-10 22:01:22

 

     一、奉行国家至上主义,挑战国际制度

  日本国内政治的霸道习性与东亚国际体系的王道风气[1]之间的长期对立与不合,虽然使其始终处在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但进入近代后这一局面发生了转机。以霸道为基础的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东扩,与历来主张霸道的日本产生了时代的共鸣,两者在观念上的一致至少为日本认识和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西方的霸道行径,不断加深着日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当他们看到如此强大的华夏帝国也抵挡不住西方强权的冲击而倒下时,便明确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即弱者必然要被强者所食。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激发了历来崇尚霸道的日本的兴趣,并引发了日本处世观念上的巨大认同。如日本近代初期的重要思想家佐久间象山[2]通过对中英鸦片战争的观察很快就认识到“非但英国无道,西洋诸国,天地公共之道理均无可言”,“王道”想法与现实不相切合。他对近代国际关系观察的目光开始由东亚扩大到世界,由王道转向霸道,由“德”转向了“力”(这也是武士认识世界的习惯性视角),落到了军事力量的强弱变化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也从另一个角度加深了日本对丛林原则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像日本那样迷恋生存竞争思想。进化论产生于英国,可是却在日本生了根。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的行径,深为所动,因此以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福泽谕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其中尤以福泽谕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最为典型。

  绝对国家主义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际关系丛林原则等教条理论的紧密结合,形成了日本对待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与理念。其对国际政治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盲目模仿,对自身利益狂热的功利性的价值选择,注定了日本欲跻身于世界强国,追求实现帝国梦想时,必然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依靠建立在国力基础上的军事力量,通过对国际社会诉诸暴力来实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来自于欧美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施,是在国家层面对日本版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一次尝试和实践。

  一战以后,反对战争,渴望安宁,建立保障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呼声很高。美国总统威尔逊利用这一倾向,将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写进了他的“十四点”。1919年4月,巴黎和会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1月,国际联盟宣告成立。一战不仅改变了列强间的力量对比,而且还引发了人们对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理论反思。标榜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出现,以及作为这一理论产物的国际联盟的诞生,可以说是人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理性方式解决争端,协调各国之间的活动,维护集体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一战虽然削弱了英、法、意等老牌列强的实力,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四大帝国也覆灭了,但美日却乘势崛起。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世界金融中心也由伦敦转移到纽约;日本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1914-1919年,日本工业生产力增加4倍以上。它的实际工业产量增加1.8倍,出现了以出口工业为中心的新建扩建企业高潮。造船工业1914年建造79艘,计8.2万吨,1918年激增至443艘,计54.05万吨,从战前局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与国际社会反思人性,倡导和平,追求理想,建立国际组织,协商国家间关系这一初起潮流相反的是,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迷恋丛林原则,崇尚国家至上主义的日本,随着通过战争实现的国家暴富和在此基础上的快速崛起,国家的私欲在沸腾,贪婪也更大,加快了日本以国家——天皇——的名义对外扩张和掠夺的速度。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便是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开始联手德、意法西斯国家,以世界为目标,试图挑战全球,瓜分世界。

  日本的外交实践,采取军事上与强者结盟,来集体挑战国际秩序,否定尚还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国际制度,以实现其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政治梦想。1930年代日本联手德国、意大利与国际社会公然对立,几乎同时退出了当时的国际联盟。日本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制度丝毫不感兴趣,不仅不理解、不支持,相反以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丛林原则来对待,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制度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公然采取了单边的国家主义立场,拒绝遵守国际制度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安排和请求,以非常粗暴的态度,与国际组织分庭抗礼,挑战国际秩序。日本的做法,无论在理念还是在实践上都表现出了极端的国家主义色彩,其对丛林原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执着与迷恋,已经达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

  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得业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的日本在失去了大国和强国的有效制约后,不仅已不再感到有与大国结盟的必要性,而且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正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不服现存秩序管束、敢于向世界权威力量挑战的极富冒险精神的国家。失去强国制约的日本开始挑战以虚弱的英法为首的国际联盟主导着的世界现有秩序,并尝试起对英美的反叛。

  “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是日本开始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布局,即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也是其对英美在华利益的无视,决心从英美手中夺走整个中国而向英美发出的要重新瓜分世界的宣战。为了从英美手中夺取中国,日本首先向英美等西方列强发难,提出“打倒鬼畜英美”的口号。1933年日本又退出了国际联盟组织,第一次在国际上陷入孤立。1936年日本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1937年11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正式组成法西斯轴心。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1940年日本制定了《基本国策大纲》,欲“以皇国为核心,日满华结合为根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决心进行以英美等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希望德意两国在欧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洲建立“新秩序”,自己在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把包括南洋和整个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生存空间”。日本联手德意向世界发起的挑战,导致了人类的灾难,但结果却以惨败而告终。

  二战前日本的国际制度外交尚未成形,但从历史表现看,无论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完全站在国家至上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立场上,无视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生命力的制度的呼唤和号召,以追求偏狭的国家利益为最大目标,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分庭抗礼,走上了歧途。

  二、强化日美同盟,全面融入美英主导的国际体系(制度)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状与二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战胜国(主要是美国)主导建立起的各种层次、各种议题、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制,改善了国家间的生存环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国际经济、社会和道义领域形成了协商治理的基本格局。

  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放弃了战前奉行的国家至上主义,改变了与国际社会对立的姿态,开始从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极度迷恋转为对其的批判与否定,和对理想主义的制度追求,渴望走和平主义的道路。日本不仅在国内提出要放弃国家暴力,废除战争的权力,在国际上也反对与任何国家的结盟,尤其是对联合国这一战后建立起的全新的国际制度则更充满了“玫瑰般”的希望。

  日本战后可以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强调和平主义和国际合作与协调这一政治理念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的灌输,来自于社会层面对二战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同时来自于国家层面党派的政治鼓吹。日本左翼党派顺应国际与国内的大势,竭力奉行“和平主义”的政治主张,认为日本不应保有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也不应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应严守“非武装中立”与“和平共存”的原则。为此,战后日本政界一度存在着希望依托联合国对战胜国进行媾和,并通过联合国来确保日本的安全。“外务省采取的是国际、地区、国内三层构想,国际上加入联合国,享受国际安保恩惠的同时,在地区方面试图建立西太平洋地域的安保机制,至于国内的治安问题,则由日本独立应付。”[3]

  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两大阵营对峙局势的不断恶化,日本希望依托联合国对战

  胜国进行媾和的设想越来越渺茫。而且,在美国持续施压及国内早日媾和的迫切愿望影响下,日本当局最终放弃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媾和方案,而形成了媾和后继续依赖美军保护、其后逐渐向联合国安全机制过渡的思路。所谓“吉田主义”[4]

  政治哲学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51年9月4日,52个国家代表聚集旧金山,召开媾和会议。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当天,日美两国代表移师旧金山的第六军驻地扑莱西迪奥,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同时生效,这标志着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也同时意味着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所占领和改造,成为了大国的附庸和追随者。

  日本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逆转,通过对美结盟,迅速融入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制度之中,成为霸权治下搭便车的典型国家。日本参与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其中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最为重要。日本在1952年8月作为第51个成员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同时加入了世界银行,初步置身于欧美各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之中,1955年9月加入了关贸及贸易总协定(GATT),1964年4月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日美媾和后,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外交目标很快得以实现。1953年,日本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在联合国总部设立日本代表处。1956年12月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日本为会员国。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接纳日本为联合国会员国,从而使联合国的会员国从79个增加到80个。如果从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算起,这是在时隔23年后日本又再次重返国际社会。

  1957年9月,岸信介内阁发表了战后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原则。三原则具体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以及‘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5]。这是以“联合国中心”作为外交原则首次出现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之中。

  日本虽然在刚加入联合国后将“以联合国为中心”列为外交三原则的首位,但是日本的此种外交设想并未超越追随美国外交的范围。“对日本外交而言,这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在大部分外交实践中,‘对美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联合国中心主义’往往只是成为理想目标,‘亚洲一员的立场’最容易被忽视。”[6]在联合国外交中,日本的重要行为均与美国保持一致。当美国的外交意图与联合国多数舆论恰好相一致时,以“联合国为中心”与“日美基轴”之间不会出现尖锐矛盾;但如果情形相反,日本则总是倒向后者而舍弃前者。“日本政府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联合国外交,在联合国往往秉承美国的意志办事,是美国的追随者,其联合国外交实际上从属于对美外交,是对美外交的延伸与附属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7]

  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动机与日本战后奉行的脱国家主义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战后日本社会出现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否定了国家主义至上的国家理念,转而以和平主义与国际合作理念取而代之,这一社会思潮与日本外交理念的国际合作是一致的,但外交上日本并没有摒弃攀附强权的现实主义传统理念与做法。而且,与国内彻底否定国家主义理念,从而奉行完全和平主义与自由繁荣意识不同的是,日本的外交思想与理念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追随强权的现实主义选择为主,并将具有和平主义和国际合作的理念置于了现实主义理念之下,成为后者的补充与点缀,用以满足国民对理想主义外交的要求。吉田茂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下,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且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8]吉田茂很巧妙地将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与国民的理想主义外交诉求通过上述方式结合了起来,在实际操作上则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制度主义等理想外交理念为辅助(三大支柱之一),打造出了一个复合式的外交理念,从而构筑起了一个战后日本长期坚守不变的外交框架和平台,为日本战后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日本的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基本上是对美国的一边倒,一味追随,缺乏主体性,以消极和不作为态度,安居于日美军事同盟。并通过这一结盟,来融入国际体系,分享国际制度给本国带来的各种好处。

  三、确立政治大国目标,急欲改变在国际体制中战败国的地位

  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国和英国。次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百年纪念年,又赶过了联邦德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到1987年,日本又超过苏联,成为全球第二号经济大国。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外汇储备是686.2亿美元,超过了联邦德国而居世界之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564美元,比美国还要高,从而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一跃而居西方7国之冠;国民总资产居世界第一,高达43.7万亿美元。

  国力增强的日本,对自己战后所处的外交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力与作用日益不满,一股要求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的呼声愈益高涨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强盛的“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在国内出现了战后政治总决算,要告别战后,在国际上则表现出日本要改变自己战败国的地位和处处受制的被动处境。一方面在原有的日美同盟的框架内,日本要改变美主日从的不平等的地位,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处处附和美国;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则要求修改战败国条款,争取入常,要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并取得与此相符合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表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使得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非常看重联合国这一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意义。日本开始摆脱将联合国外交从属于“日美基轴”这一传统做法,通过全方位的联合国外交行动,试图在国际体系内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的束缚,来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服务。[9]日本锁定了联合国为全面提升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的突破口,通过不断强化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为其实现政治大国梦想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对联合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有二:一是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二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0]

  所谓“敌国条款”,是指二战后,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联合国宪章》中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所订立的相关约束性条款。这主要指的是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规定。“敌国条款”的存在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巨大心理和现实障碍。这一条款不废除,即使日本真正修改了宪法,它在国际上的武力行为也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一直是日本对联合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其实,自日本加入联合国后便一直在试图删除这一条款了,但均未获成功。冷战结束后,废除“敌国条款”问题被重新纳入日本的政治议程。鉴于删除这一条款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而这又须经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3会员国的赞成,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日本政府改变了策略,希望联合国通过决议宣布联合国宪章旧“敌国条款”失效,以达到事实上的删除“敌国条款”。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和拟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但该议案的内容即《联合国宪章》的修改至今也没有得到落实。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又一个目标。但在争取入常的道路上,日本虽竭尽努力,却屡屡失败。这一漫长的过程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为契机展开的积极活动,但却争常失败;第二阶段以联合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展开的积极活动,结果也是失败。

  日本首先是从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起步的。在2008年10月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选举中,日本以158票击败伊朗当选,并从09年1月1日开始上任,这已经是日本自1956年加入联合国以来第10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所有成员国中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最多的国家。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每隔几年当一次非常任理事国。20世纪60年代末期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公开流露出欲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但这一时期日本基本上是以间接方式表达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联合国提供资金。联合国出现了财政困难,而当时日本正是资金最为充裕的时期,故不断加大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1988年,日本缴纳的会费已达到联合国会费总额的10.84%,超过苏联而居第二。此外,日本还向联合国的其他活动提供资金。同时,日本人在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开始担任重要职务。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和加强,日本对联合国的定位和目标更加清晰,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整个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在表达争常愿望时,日本逐渐从委婉间接方式变为直截了当方式。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于1991年12月19日向《朝日新闻》记者透露,日本争取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1995年成为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宫泽喜一首相的发言人英正道在联合国表示:“我们希望得到与日本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相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同年11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确定了争取在1995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针。1994年9月27日,河野洋平外相在联大宣布:日本准备“在得到许多国家赞同的情况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起责任”。这是日本首次在联合国以直接方式正式公开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1]然而,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日本向“常任梦”发起的冲击宣告失败。

  进入21世纪,日本又希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当选常任理事国。日本不失时机地抓住战机,又再次组织力量向梦寐以求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发起了新一轮的猛烈冲击,把“入常”的时间选在了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2005年。2004年8月,日本外务省成立了“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向联合国提出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9月21日,小泉首相在第59届联大上做了题为《联合国的新时代》的发言,吹响了冲向“常任梦”目标的号角。12月1日,日本与德国、巴西、印度结成了共同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四国集团”。12月3日,日本外务省召开了“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会议,决定进行“拉票”活动,日本向各国发起了空前的“拉选票”攻势。结果,虽然日本与其他三国联合壮大了“入常”的支持力量,但也引致了反对德国、印度和巴西“入常”的国家对日本“入常”的反对;加上美国支持态度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对历史认识等问题使亚洲国家不能放心日本“入常”,因此,日本“入常”的冲击又再次遭遇失败。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永恒”不变的基础。日本的国际制度外交更多的时候是在日美协调框架下进行的,日本所要改变的只是自己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战败国地位,使自己能如同一个普通国家那样发挥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大国的作用。

  四、全球金融危机后注重在地区与全球层面发挥国际制度外交的主导作用

  二战后形成的日本独特的复合型的外交理念,决定了日本始终将日美同盟这一现实主义原则作为主导性原则,而将国际制度外交(联合国外交)等具有理想主义诉求的原则置于其下,演绎着岛国日本的外交风云史。经济强盛后的日本,依旧初衷不改地既利用美国来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同时利用国际制度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双管齐下,目标都是为了尽快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并能积极发挥一个大国作用的政治大国。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作为日本复合型外交的两大主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如冷战时期以前者为主),而不仅仅是单一型的。纵观进入21世纪后的日本外交走向,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而全力开展的双管齐下的外交努力迄今为止大致可分为两个侧重点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以“9·11”事件发生为契机,侧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考量,以日美同盟为主,重视单边主义,全面提升日美同盟,配合美国新帝国的全球战略,全力推进政治大国的建设;第二阶段,以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日本外交开始侧重于对多边主义的重新思考和认同,以国际制度外交为主,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重视日本的主体性和领导作用。

  第一阶段:“9·11”后,日本一度谋求通过提升日美同盟,加快构筑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来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以“9·11”事件发生为契机,重视单边主义,全面提升日美同盟,配合美国新帝国的全球战略,全力推进政治大国的建设。

  与试图借助制度性的国际力量,通过强化联合国外交来改变自己战败国的地位和形象屡屡受挫而陷入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产物,非但没随着冷战的结束而

  走向终结,相反却不断地得到强化,以1996年桥本与克林顿共同签署日美安保条约再定义为新起点,“9·11”后日美同盟被推演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12]日本外交理念的传统现实主义一面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小泉内阁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偏激的政治与外交举动将这一逻辑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意孤行地追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外交路线,大力推行“新保守主义路线”,强行突破“战败体系”,肆无忌惮地表达着国家意志,无视亚洲的历史和存在,“企图‘挟美制亚,协美抑中’,假美国之‘虎威’而‘借船出海’,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第二’,在东亚地区充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霸主’。在如此心态的驱使下,小泉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人类公理,近乎偏执地连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3]日本外交现实主义倾向的不断加强,正在将日本一点点地拖入泥潭,小泉十分偏激的非理性的做法也在扭曲着日本向正常国家回归的进程。小泉任满下台后,其继任者迅速调整了小泉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跛脚外交,这才逐渐地“平息众怒”。但直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追随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方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方法而已,即不再那么偏激和极端罢了。

  第二阶段,以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日本侧重于对多边主义的重新思考和认同,以国际制度外交为主,重视日本的主体性和领导作用。面对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事实上濒临破产,无力独霸全球事务,日本开始调整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美国的依附和追随,转而重新思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外交,强化国际制度外交,注重发挥日本的主导作用,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等。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标志,源于美国的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宣告了美国新帝国治下的单边主义的破产。日本认识到美国的衰落和多边主义力量的势不可挡,迅速调整了外交战略。日本改变了过去对霸权的依附,对霸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和各项制度性安排全面融入,搭便车的做法,修改了小泉政府对美的一味追随,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变“跟在美国后面做经济大国”(神原英资语)为主动发挥大国的领头作用,强调外交的自主性和在国际事务中日本的主导作用。日本开始强化与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的合作,倡导东亚共同体,注重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发挥对国际制度和各类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做法。

  日本的国际制度外交理念和实践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现实主义色彩相对淡化,表现为对美国单极霸权的困惑与质疑(如已一跃成为执政党的日本民主党党魁鸠山就公开谴责“美国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单边主义时代已经告终,日本应致力于通过一个“东亚共同体”实现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14],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美国的依附和追随。而理想主义色彩在增加,表现为在全球与区域层面上对多边主义的关注和认同,而国际制度外交则成为日本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场合。在行为上日本更注重借金融危机之机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发挥日本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并积极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

  结语

  随着国运的盛衰和国家战略目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调整,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的理念和实践经历了几多历史变迁。战前,日本为了实现帝国梦想,遵循国家至上主义原则,采取极端做法追求国家利益,无视人类公理,挑战国际制度体系,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战后日本虽然依旧习惯性地紧紧依附世界最强国,但却放弃了对传统国家主义的追求,开始重视和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全面接受战后强国对国际制度的安排,很快融入到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成为维护国际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并因此而享受到融入这一体系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实现了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八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崛起,唤醒了日本政治大国的意识,提出了要全面告别“战后”,成为“普通国家”的目标。理念上要求改变其在国际社会中战败国的地位和形象,争取入常,行为上也开始由过去的较多消极被动和对强国的单方面依附和追随,转为主动出击,积极争取。进入21世纪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开始调整自己的外交理念,强化区域合作、多边外交和国际制度外交,寻求发挥日本的主导作用。

  注释:

  [1]儒学家历来倡导“王道”,认为以力不足以服人。“内圣外王”才是儒学家的理想境界,倡导以德服人,感召对方发自内心的折服。

  [2]佐久间象山原本也是名儒学家,曾提出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一脍炙人口的命题,并曾主张过“攘夷论”。

  [3][日]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红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4]该观点认为,基于当时国内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日本对外应积极与美国缔结同盟,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日本安全;对内则应采取“先经济、后军事”的渐进战略,把经济实力的发展作为重建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

  [5][日]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红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第68页。

  [6]金熙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7]丁诗传、杨子:“从‘完全追随’到‘有选择追随’——试析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载《日本学刊》1999年第4期。

  [8][日]吉田茂:《十年回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转引自[日]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红译:《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第12页。

  [9]李建民:“‘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7期。

  [10]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11]同上。

  [1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13]金熙德:《21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页。

  [14]“日本民主党党魁谴责‘美国全球’主义”,[英]FT中文网,200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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