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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多极化与中国战略         ★★★
多极化与中国战略
作者:门洪华 文章来源:《理论前沿》 2009年10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3-6 22:08:41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变动?如果多极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已经有机会与美国并驾齐驱,则中国外交战略乃至整体战略布局必须进行大规模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如果并非如此,我们也必须对新的国际局势做出战略判断,据此谋划和推动中国外交发展。


  一、关于多极化趋势的看法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崛起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事实,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指日可待,但据此就判断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恐怕为时过早。我们应该对此有两三年的进一步观察期。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是:


  第一,美国未来走向需要观察。确实,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权力分配已经多元化,没有欧盟、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同意,美国无法获得在贸易、金融管制等方面所期望的目标;从军事实力的角度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检验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体现出美国军力的国际约束;从主导思想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正在遭受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或即将丧失在全球的“一超”地位。即使从经济层面看,8—10年内中国GDP总量难以赶上美国,美元依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最近美元占国际外汇储备的比重跌到了60%左右,但历史上曾跌至50%强,尚未探底。美国主导造就的国际经济制度依旧被广为接受(尽管受到很多国家一般意义上的诟病),美国继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否决权地位,依旧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相对主导力量。我们认为,仅仅从金融危机一个角度判断美国丧失“一超”地位,世界格局变成中美并驾齐驱,是一个难以从当前国际局势变化得出的结论。


  第二,中国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国家实力增长为世界各大国之冠,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国际形象得到大幅度改善。无论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还是“G2”的概念,都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积极判断,可以说,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已经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贡献论”和“中国责任论”。这种情势为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分量和地位进一步上升,我们的发展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给中国带来极大压力,实际上中国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满足国际社会要求,相关经验也有所欠缺,既有的战略设计尚乏长远性。我们最大的挑战来自内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巨大,“保8”难度甚大,社会稳定值得密切关注,许多体制性问题有待通过进一步改革解决,很多时候中国无暇他顾。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恐怕是我们仍然不得不优先的考虑,而中国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必要性、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


  第三,欧盟、日本的走向有必要进一步观察。未来两三年是欧日是否走出困境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上最成熟的超国家组织,欧盟面临金融危机和制宪停滞的双重冲击,已经陷入困境,但欧洲单个国家的力量依旧强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家实力均位居世界前10名之内,未来下滑的可能性并不大(10年内发展中大国唯有印度有进入前10名的可能)。金融危机之初,日本曾力图借机报“广场协议”和亚洲金融危机之仇,但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和国内政治因素使得日本在相当时期内无暇他顾。经济陷入倒退,政治陷入动荡,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信心,但日本仍然不会放弃政治大国地位的追求,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某些中国周边国家遥相呼应,软遏制中国的意图依旧明显。


  第四,发展中大国深受打击。无论是俄罗斯、印度还是巴西均陷入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的困境中,能否短期内实现国家实力迅速上升,仍值得观察。俄罗斯经济受到的打击最重,这在一定意义会影响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也会对中俄关系带来影响。印度经过多年经济增长和在西方吹捧之下的自我陶醉,终于迎来了一个考验时机。印度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自身的,还有外部认知的变化,以及中国亚洲中心地位确立带来的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多极化必然要到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上升,但难以就此判断世界已进入多极化时代。严格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研判的实际上不是欧、日走向,而是美国和发展中大国的走向。


  二、关于中国战略谋划的几点考虑


  中国确实迎来了一个战略构想的新时代。我们预期,中国可能是最早摆脱全球金融危机阴影的大国。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的亚洲中心地位将进一步确立起来,亚美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中国赢得更大的战略塑造空间,迎来更明确的战略机遇期。基于此,我们的总体战略设计应是:冷静观察,善用战略机遇期;审时度势,积极维护战略机遇期。


  首先,明确对“G2”说法的态度。G2之说既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及长远认识,其中也有转移攻击目标的考虑。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处于强势之际,美国学者曾提出日美经济联合体(Nichibei Economy)的概念。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批评(如称日本是“异质者”,实行一党主导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利用与今日对华做法何其相似。其结果是,日本未摆脱小伙伴的地位,其经济却因“广场协议”等内外因素陷入长达10年的停滞。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三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似乎也是国家间关系的潜规则。我们认为,重视中美关系已成全球潮流,但各国有各国的考虑。当前中国的国家实力不足领先,中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更为复杂,加上各国利益诉求多元,仅仅强调中美合作有损于中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对“中国责任论”做出系统性的战略解释。从大国关系史看,一个国家自己提出“责任论”,一般是为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战略空间;主导大国对某国提出“责任论”,一般是要求其配合和满足要求。“中国责任论”既来源于周边国家,更来源于美欧大国,情势非常复杂,其中不乏意识形态考虑,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笔者建议,相关战略部门对此展开专题研究,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做出全面而具有前瞻性的考虑,并就此做出系统性的解释。


  其三,中国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时代,但仍需要进一步明确“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孰重孰轻,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韬光养晦”是一种哲学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我们不能放弃;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传统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四,以共同利益的追求为旗帜。我们仍处在争取国家利益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强大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加速,我们不应再仅仅关注国家利益的维护,更应关注国家利益的拓展,尤其是海外利益的保护。我们的利益原则是通过共同利益的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延伸。


  第五,将东亚地区秩序的设计和建设提上日程。正在形成中的东亚秩序是地区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也受到中国崛起的巨大影响。在亚美欧三足鼎立形成之际,东亚秩序走向已经是地区各国关注的重心。大国崛起,必有其地缘战略依托。东亚就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而东亚秩序的设计和建设已成为中国必须纳入议事日程的战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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