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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与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反思         ★★★
事实与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反思*
作者:李少军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30 10:09:32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研究对象作为社会事实,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都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另一方面都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对于前者,人们需要而且必须进行实证性研究,对于后者,人们需要而且只能进行诠释性研究。与这两者相对应,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提出解释规律的理论,也需要提出解释意义的理论。现在的各种主流理论,尽管都有合理的逻辑与现实意义,但它们的争论从哲学角度来讲却没有意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准确的预测,而在于指出需要关注的方向与因素,以及事态发展的可能变化范围。无论从学理角度讲,还是从外交决策角度讲,这一点都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所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大争论”,不论是理论之争还是方法之争,迄今都没有结果。从现有的经验来看,继续沉浸于这种争论已没有意义,要推动学科的发展,也许需要跳出争论本身,从更高的哲学层面进行反思,以便探索研究的新路径。从哲学角度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简而言之,就是思考国际关系研究者怎样看待世界。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或主义,无不体现着研究者的世界观。在这里,进行哲学反思,需要思考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即事实,思考对国际关系事实的解释即理论,而且特别要思考怎样看待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事实

 

从哲学层面反思当今的学科研究,需要首先探讨“事实”的含义,因为事实乃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

 

什么是“事实”?在中文里,“事实”一词的释义是“事情的真实情况”。[1]在这里,“真实”是个关键术语。所谓“真实”,一是指事情存在或已经发生;二是指有关事情的陈述“与客观现实相符”。在英文词典中,有关“事实”(fact)的基本释义与中文是一致的。参阅《新牛津英语词典》[2]和《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3]的释义,也可以概括出上述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强调的都是事实的客观性。

 

除了客观的视角之外,对事实的界定还存在主观的视角,即根据有关信息相信为真的东西,以及经过研究证实为真的东西,例如,将“事实”界定为“确信已经发生、为真或存在的事情”。[4]在这里,“确信”(know)就具有主观的含义,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说,“确信”事实大概主要是依据经验,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则还需要进行学理论证。所以,研究者对于事实还有一种界定,即“如果所有(或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一项观察结论(an observation)正确,那么它就是事实”。[5]这个定义涉及到了科学研究的实践,即经过科学研究证实的东西才是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事实”的四层含义:(1)真实存在的事情;(2)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息;(3)通过相关信息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事情;(4)被证实的观察、观念,即经过科学研究被证实的事情。在这四层意思中,“真实存在”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事情的存在,才可能有对事情的认识和反映事情的真实信息。

 

把有关事实的概念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就有了“国际关系事实”这一概念。这种事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包括行为体本身,也包括行为体的言论、行动和意图。另一类是有关事实的文本,即观察者和研究者对于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这两类事实,后者是以前者为根本。

 

由于真实是事实的第一要义,因此从属性上来讲,国际关系事实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存在也可称为实在(reality),其构成包括国际关系的实体(substances),也包括这种实体的功能和行为所导致的属性(properties)、状态(state)、关系(relations)、过程(process)和事件(events)等。就这两类范畴来说,作为实体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构成了事实的第一要素或第一存在,因为它们是各种行为、属性、关系、状态的承担者。以美国为例,它本身的存在是第一存在,它的对外政策属性,诸如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它所采取的对外政策行为,诸如进行“反恐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际关系现状,都是以美国这个实体为载体的第二存在。

 

在国际关系中,不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其存在的最基本的表现都是进行互动。在这里,互动的涵义是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行为体参与各种互动,会造成国际形势的某种状态。状态是指实体在特定时刻的性质的总和。实际上,任何国际行为体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处于一定的状态。例如,和平、战争、紧张、缓和等都是国际形势的状态。实体间互动的不同状态的存在,反映出国际关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

 

行为体互动所导致的结果,无论是事件、状态还是过程,在本质上都可以概括为行为体间一定的关系。国际关系事实从关系的角度讲,是一种复杂的和系统的存在。一方面,构成关系的行为个体具有复杂性,不同的个体会对相关的事件、过程、状态、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个体因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又会使国际关系事实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系统的存在。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实体都是存在于与其他实体互动的链条之中。国际关系事实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和系统的存在现状,决定它既是一个包含不同元素的复合体,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体,既具有可以还原为不同个体、不同事件、不同状态和不同过程的个体性,也具有不可还原为组成元素的整体性。

 

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一种实在,经由人们的观察和研究,就会成为“文本”。文本是对于国际关系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在国际关系学界,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对事实不可能有直接的经验,只能阅读文本,因此文本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可缺少和更常见的对象。在当代,有关国际关系事实的文本大体上包括这样几类:(1)描述和记录经验事实的文本,这类文本是以新闻媒体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为主,也包括诸如外交档案之类的资料;(2)国际互动当事方正式发布的文本,诸如宣言、声明、条约、报告等;(3)各种各样的研究性文本,诸如评论、论文、专著等。

 

国际关系事实作为真实存在的事情,都是人的行为的产物。由于人的行为都有意图与目的作为指导,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因此这种真实乃是不同于自然事实的社会事实。大到国际战争、联合国大会,小到招待来访领导人的菜谱,[6]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讲,国际关系的真实又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存在。例如,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是一定的主观意图的产物,俄罗斯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也是一定的主观意图的产物。双方基于主观意图进行互动,使得该事实具有了遏制反遏制的权力政治意义。按照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在真实互动中的朋友、伙伴、敌人属性,都是由主观意图决定的。如果互动方都把他方看作朋友,那么就会建构出友好关系,如果都把他方视为敌人,那么就会建构出对抗关系。

 

就国际关系的实在而言,“意义”除了会体现在行为体的行为所造就的各种事件、过程中之外,还会体现在一些看似纯物质的人造物中,诸如核武器、航空母舰、反导系统等,因为这些人造物的存在都是人有目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例如,美国保持庞大的航母战斗群,是为了确保在全球的军事霸权;朝鲜试验核武器和发射导弹,是为了增强自己在权力互动中的讨价还价地位。

 

国际关系事实所具有这种主观性,在文本中的体现就更清楚了。作为人造物,文本的形成是来自于人的观察、描述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即使观察者持完全客观的态度,受观察条件所限,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面对国际关系事实本身所具有复杂形态,任何直接的观察者都只能观察事实的某些片断和方面。要反映完整的事实,他们不得不通过思维整合他人造就的文本,并且不得不加入主观的解释(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由于作者的主观解释会反映其“背景知识”(包括有关对象的知识、理论偏好和价值好恶),因此造就文本的过程始终是一种带有主观影响的活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事实可以说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从事实的存在来说是客观的,但从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来说则又是主观的。国际关系事实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它既具有可以观察的一面,又具有不可以观察的一面。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其外在现象,不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其内在意义。阅读有关国际问题的各种新闻报导,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例如,2007年以来针对俄罗斯显示其力量的事实,各国新闻媒体一方面报导了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诸如俄强硬反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对北极宣示主权,派遣战略轰炸机恢复冷战时期的巡航,出动航母舰队,宣称要打造太空军用飞船,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等;另一方面则解释了这些对外政策行为的不可以观察的意义,认为俄想要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7]其行为导致全球均势正发生变化。[8]

 

国际关系事实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研究者需要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既要对事实的外在现象进行观察,也要对其内在意义进行诠释。只做一个方面的研究,不可能得出适宜的结论。以对国家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军费开支、装备研制、军队部署和演习等,作为外在现象在原则上可以观察,虽然人们的实际观察常常受到限制。从内在意义来讲,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难以观察甚至不能观察。在这里,军事力量的外在现象与内在意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者必须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结合起来。

 

对于事实的外在现象进行观察,研究者需要遵循的就是实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即要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作为真实的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式、过程与影响,作为文本的事实是否与真实相符,研究者都需要观察与证实,而不能依靠主观想像。

 

对于事实的内在意义,由于不能进行客观观察,不能通过感官来感知,因此原则上需要进行诠释。这种诠释的主要途径是对文本进行解释。尽管这种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行为体的内在意图,但这种东西并不能与行为体的观念划等号。实际上,当行为体宣示自己的意图时,他们所说出来的只是想说的话,“宣示”这种行为本身,亦有内在意图。从总体上来讲,研究事实的内在意义是一种主观活动,即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并基于研究者的“背景知识”进行判断。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可能是经由推论,也可能只是想象。

 

总之,国际关系事实既存在可以实证的一面,也存在不可以实证的一面。对于研究者来说,针对事实的属性选择适宜的方法是成功的关键。以解释的方法研究可以观察的事实,以实证方法处理不可观察的事实,都是南辕北辙。认识这一点,就可以从整体上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范式之争进行新的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

 

无论是进行实证研究还是诠释研究,从学理角度讲,都需要上升到理论。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现象,人们如果不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理论化,就根本无法加以理解与解释。有了理论,人们对国际关系事实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9]

 

什么是理论?迄今为止学界依然言说各异。《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的界定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10]《新牛津英语词典》的界定是意在解释某物的一个命题或概念体系。[11]这两个界定,前者说明了理论的外延,即理论涉及各门学科的系统知识;后者说明了理论的内涵,即理论是解释一定对象的命题和概念体系。把这样的界定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界定: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互动事实的系统解释,其形式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

 

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解释”是一个关键术语。在中文里,“解释”的涵义是“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12]在英文中,涉及研究方法的“解释”,有两个主要用语,即explanationinterpretationexplanation是指对因果关系(causality)的解释,而interpretation则是指对社会事件或行为的意义(meaning)的解释(也可以译为“诠释”加以区分)。[13]对比两种语言的释义,可以看到,中文的“说明含义”,相当于英文的interpretation,而“说明原因、理由”,则相当于英文的explanation。把“解释”一词的涵义区分为因果关系的解释与意义的诠释,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刚好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由此而得出的不同的理论。

 

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理论,作为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人们通常认为是可以进行证实或证伪的。这种理论是产生于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之中。进行这样的研究,途径包括经验观察,也包括概念演绎。进行经验观察是为了描述现象之间的联系,以便发现规律。进行概念演绎是为了对规律进行解释,以便建立一套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

 

浏览学界有关理论涵义的讨论,可以看到,有较多学者认为理论是对变量间关系或规律的解释。例如,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亨德森(Conway W. Henderson)提出,理论是指意在解释与推测一定研究领域的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14]就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来说,现实主义阐释的权力政治引起国际冲突,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合作,都属于因果性解释。

 

对于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一面进行研究,即对意义进行诠释,所得到的理论是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在这种理论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乃是其意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体现。要解释这样的意图,就必须联系历史和社会条件理解和解释相关的文本。例如,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就主张在审察和理解证据的基础上,依靠判断、直觉和洞察力得出结论。[15]在阐释意义的理论中,规范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学派。无论是女性主义对传统“男性”理论的批判,还是批判理论对人的解放的关注和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解构,都是以颠覆传统研究范式和价值为途径。由于这些理论的指涉都是在观念层面,其解释对象不能客观地展现在人的感官之前,因此这些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后实证主义理论。

 

在强调观念因素的理论中,已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建构主义,亦属后实证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者通过借鉴社会学研究途径,把国际关系事实看作是人的行为所建构的社会事实,并且把关注重点从物质世界转向观念世界,从而以“主体间性”为视角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按照温特的说法,物质力量本身很少能够成为解释国际生活的因素,因此需要进行观念建构的研究。由于观念是无法观察的,因此他从本体论的视角提出了形而上的研究假定: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基于这个假定,温特演绎出了结构与行为体的相互建构的命题,从而建立了从观念视角解释物质世界的理论。[16]

 

以上所讲的两类理论,分别对应于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和不可以观察的一面。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由于有些学者的研究维度是解释事实的外在现象,倾向于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有些学者的研究维度是解释内在意义,倾向于探讨行为体的意图与事实的意义,因而形成了几次大的理论与范式的争论。对于这些争论,如果基于事实的属性、方法的分野、理论的指涉进行探讨,是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与理解的。

 

1)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理想主义是有关国际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的结论不是来自于观察,而是来自于人们基于理想的一种主观想像,本质上诠释的是人们渴望世界和平的一种理念。现实主义是有关国际关系现实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的结论原则上来自于观察,即根据现实中不断发生的冲突、战争推导出了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这种理论力图说明的是有关现象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两种理论的指涉看,它们所解释的恰恰是事实的不同方面。理想主义是有关事实的不可以观察方面的一种理论,而现实主义则是有关事实的可以观察方面的一种理论。这两种理论的指涉不在一个维度上,阐释的是性质不同的东西,因此它们的争论没有意义。实际上,具有内在和平理念的行为体未必不进行权力斗争,反过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行为体也未必没有内在的和平理念。

 

2)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这两者的分歧直接涉及研究途径。行为主义者坚持的是实证方法,并且特别偏爱可以作定量分析的对象,他们力图找到国际互动的规律,所针对的是事实的可以观察的方面。传统主义者坚持的是非实证的方法,力图从哲学、历史的视角探求事实的意义,认为定量方法不能说明什么,所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这两种方法性质不同,指涉对象不同,不能相互替代,都只适于研究和解释国际互动的特定方面。

 

3)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这场“新-新”争论,通常被认为没有根本的世界观分歧,因为它们对于国家、国际体系有许多相同之点,例如都认同无政府状态,都认同国家是主要行为体。两者都持客观主义的立场,针对的都是可以观察的东西,只不过两者对现实的观察结论却不同。新现实主义的关注重点是安全与军事等“高政治”问题,看到的是冲突,而新自由主义的关注重点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等“低政治”问题,看到的却是合作。这两个学派研究的都不是人的主观意图,而是把人的意图(本性)视为一种既定的东西。新现实主义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而新自由主义则对人性持较乐观的态度。从总体上来看,这两者的争论算不上范式之争,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指涉了可以观察的不同问题层面。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存在复杂性,同时存在“高政治”问题与“低政治”问题,因而这场争论也不可能得出结果。当然,它们分别对事实所做解释是有意义的。

 

4)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这种范式不关注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一面,认为人的意图是既定的东西,行为体的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因而可以进行观察归纳和演绎推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属于这种范式。当然,由于这两者对人性的假定不同,对事实的观察视角不同,因而形成了对理性选择的不同理解。为什么同是理性的行为体会有不同选择?这一点理性主义不能给出适当说明,而建构主义恰恰能做出解释。建构主义对事实的研究,关注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即人的观念、意图或事实的社会意义。建构主义认为人的意图决定行为的社会意义,理性主义以为既定的东西并不是既定的,而是由行为体的观念互动决定的。行为体“想要”冲突,它们就会表现为现实的冲突,“想要”合作,它们就会表现出现实的合作。在这里,互动的结果都具有行为体的主观意图所赋予的意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这两种范式,指涉的也是事实的不同维度,把这两者的不同说成争论也是不恰当的。学界已有文章阐释了它们的互补关系。[17]

 

以上所评估的几次大争论,涉及的都是宏大理论。这些宏大理论之所以形成争论,是因为它们都自认为对国际关系具有普遍的解释力,或者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途径。从事实的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它们实际上都是与事实的一个维度相对应,不是也不可能是研究或解释国际关系整体的唯一范式。由于多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一直囿于这种大理论争论的视界,因此打破范式之争的格局,进一步认识各种理论的学理地位和与事实的关系,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怎样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不同的理论与范式,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针对事实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需要有不同的研究途径,也必然得出不同的理论。每一研究途径所得出的理论,都是有关事实某一个方面的解释。这种理论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解释一切,不能代替对事实其他方面的解释。由于解释事实不同方面的理论不在一个维度上,不存在共同的问题领域,因此它们之间的所谓“大争论”没有意义,也不可能有结果。人们进行有意义的理论或范式之争,只能在同一个维度并且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否则就是“关公战秦琼”。

 

由于事实具有不同属性,具有不同属性的问题具有不同机理,而每一种机理都需要有适宜的理论加以解释,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不同的理论与范式。例如,在安全领域解释权力互动和冲突需要现实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和生态领域解释行为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则需要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从这个角度讲,对事实的每一种属性的专门研究都是不可少的,进行这样的研究,所做解释才能深入。

 

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居主流地位的大理论之所以得到认可,不是因为得到了实证检验,而是因为它们作为宏观性解释能够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实际上,这些大理论本身是不可检验的。建构主义作为对事实的不可以观察方面的解释固然不能作实证检验,而以事实的可以观察的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其实也不能作实证检验。由于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都力图对国际关系作出一般性解释,因此,尽管人们可以在现实中分别找到与权力政治和制度合作相符合的事实,但也很容易找到反例。

 

国际关系大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象“路线图”一样指引人们的探究方向。它们被称为“范式”,原因就在这里。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讨论这种宏观的“路线图”当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更值得做的事还是借助这样的“路线图”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并进而从中推导出具体命题。从评估的角度讲,只要这种大理论能够引导人们提出具有现实意义或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那就是一个好的大理论。对于从大理论中推导出的具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研究者需要密切联系事实进行论证,不论是进行实证研究探求规律,还是进行文本诠释解释意义,都是如此。

 

进行规律性研究,人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对未来进行预测,这就需要探求国际互动的确定性。然而,学界已有的研究情况并不理想。正如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现象极其复杂,常常有许多影响因素和原因作用于一个特定事件,而我们对于这些复杂现象的知识是如此不完备,以至没有确立多少规律。[18]国际关系学科所以会呈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际关系事实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因而导致研究结果(包括理论研究与检验)具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关系研究中所出现的不确定性,从事实构成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国际关系事实不能重复,再相近的个案,其构成也有许多差别,这就使得探求重复发生之事面对着不确定性。第二,国际环境在不断变化,事实的发生总是在不同的环境里,这使得变量控制面对着不确定性。第三,每一个事实都是处于复杂的因果链条之中,人们往往很难概括出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使得有关变量关系的描述存在不确定性。第四,每一个事实都有复杂的观念背景,这种因素难以揣测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使得有关事实意义的诠释存在不确定性。第五,由于观念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基于事实观察所得出的规律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恰恰因为这些原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研究成果,即使有很好的逻辑性,也往往经不起检验。人们在实证研究中可以提出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的解释,但事实的不确定性却会导致检验失去意义,使得按照规律进行的预测与事实不符。人们也可以通过诠释文本提出某些意图与意义的解释,但由于不可以观察,因而也无从检验。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研究者也许需要在探讨事实确定性的同时,研究不确定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里,所谓确定性研究,就是要说明影响国际互动的每一种因素的作用机理,搞清楚在限定条件下每一种变量有怎样的作用。所谓不确定性研究,就是要说明国际互动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其演进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不确定性并非是不可知的东西,而是指过程可能有不同的解。如果研究者能够划定事实的演进范围,那么所做研究就有了较大的确定性。

 

为了研究不确定性,人们在运用不同理论对事实进行解释时可能需要借鉴系统论的观点,即把国际互动的结果看作是一种系统效应的产物。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从来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也从来不会导致单一结果,因此既考虑复杂的原因也考虑多元的影响是有益的。在这样做的时候,需要特别重视不同因素和机理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从哲学层面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思考,人们应当认识到,面对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研究者不应该试图建构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一种理论,不论是对规律的解释还是对意义的解释,都是相对的。这里的相对性,一方面是指任何一种理论的解释(包括进行预测)都有特定的指涉范围与条件,另一方面是指这种解释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提供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当人们进行预测时,所得结论只能指出一种大概的方向,只能说明在特定条件下结果的可能变化范围。这样的结论尽管不能令人满意的,但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些理论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简化现实,告诉人们应当关注的方向与因素,以及事态发展的可能变化范围。由于现实中的每一个行为体都不能免于国际互动,都需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判断,因此各种“不完善的”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需要与必要的。这一点恰恰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注释:

 

* 本文有关事实与理论的讨论,部分内容在我此前发表的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事实与观察》(《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中已有阐述。这里进行重复,是作为理论依据演绎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些新思考与新结论。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46页。

 

[2]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656-657.

 

[3]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 p.444.

 

[4] http://resweb.llu.edu/rford/docs/VGD/GSLVT/gslglossary.html.

 

[5] http://www.environment.nelson.com/0176169040/glossary.html.

 

[6] 例如,2007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父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接待普京。由于这次会见的背景是美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布什特地设计了一些增进两人亲密关系的情节,其中包括品尝龙虾。由于在这次会见中龙虾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因此有媒体称这次会见为“龙虾峰会”。

 

[7] 香港《信报》2007818日文章:《俄恢复战机定期长程巡逻》。

 

[8] Adrian Blomfield, “Russia to resume Cold War bomber flights,” Telegraph Newspaper Online, 17/08/2007, http://www.telegraph.co.uk.

 

[9]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3, p.51.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4页。

 

[11]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922.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1页。

 

[13] David E. McNabb,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344.

 

[14]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23.

 

[15] 关于价值判断问题,可参阅[]布尔:《无政府社会》(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5页。

 

[16] 参阅[]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7]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4页。

 

[18]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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