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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1990-2009)(三)         ★★★
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1990-2009)(三)
作者:许少民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5-25 22:29:35

 

许少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1

 

纵观中国学界的软实力研究,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众多学者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软实力。其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研究前提下,学者们注重研究中国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soft power of China),而对于海外有关中国软实力优势与不足的研究文献熟视无睹。尽管海外有关中国软实力的研究如火如荼,相关文献层出不穷,但国内除了零星几篇翻译的文章外,目前为止学界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系统介绍文献。(【美】贝茨·吉尔等著,陈正良,罗维译:《中国软实力的资源及其局限》,《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有关中国软实力研究的报告,参考资料,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383077【韩】赵英南,郑钟昊著,李冬梅摘译:《中国的软实力:讨论、资源与前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4;【韩】李淑钟著,索萨等译校:《中国软实力的局限与潜力》,中国改革网,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517/16819.Html

 

第二,学者对其他国家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缺少关注,相关研究乏善可陈,有关软实力比较研究的文献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以美国为参照系。诸如方长平从认知和经验两个视角比较了中美软实力。在他看来,“在认知视角下,从软实力具有的多重二元属性出发,包括绝对性与相对性独立性与相关性、政府性与非政府性、国际性与国内性、因果性与构成性,比较中美两国在这些属性中的不同认知取向。在经验视角下采用民意调查数据对目前中美软实力的现状进行了比较。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的比较,就中国软实力建设提出了若干思考,包括在认知上由更多强调软实力的一元属性向二元属性平衡的转变,并保持在不同软实力领域建设上的平衡等。”(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此外,阎学通徐进提出一个关于软实力的定量衡量方法并据此衡量了中美两国的软实力 ,结果表明中国软实力总体上处于美国的 1/3上下。软实力由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项要素构成。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吸引力上的差距主要源于中国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国际普遍度低于美国;在国际动员力上的差距主要源于中国的盟友数量太少,但中国的国内动员力则强于美国。短期内,中国难以在国际吸引力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通过政策调整则能较大幅度缩小在国际动员力上与美国的差距。以国力要素平衡发展为原则 ,以公平正义为政策指针以增强政府内外动员力为主攻方向,以提高社会诚信和国际战略信誉为工作切入点 ,中国将能在3-5年内显著缩小与美国的软实力差距”(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

 

王京滨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指出提升对的认知程度在构筑国际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论证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建议中国仍然需要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同时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制度化建设的战略在中国提升软实力中所发挥的作用。”(王京滨:《中日软实力实证分析——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或者参看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月第一版,第168-191页)。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软实力课题组通过对美国、欧洲、印度以及日韩的软实力优势进行调查研究,据此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提供参照,扬长避短,但对于如何参照或借鉴则语焉不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国际借鉴》,《瞭望》,2007年第11)。与此相似,韩勃、江庆勇也从美国、欧洲、印度、俄罗斯以及日本的软实力实践角度与中国进行相关对比,但论述空洞浮泛,泛泛而谈。(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月第1版,第104-180页)另外,胡健通过构建软实力衡量方程,从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结构性资源、功能性资源、政策资源等角度对软实力的大小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比较分析。(胡健:《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的比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最后,秦亚青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观念、制度与政策以及优势与局限对欧盟的软权力进行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与深化了中国的软实力研究。(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5月第1版)

 

纵观上述文献,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软实力比较研究的匮乏以及以美国为比较对象的研究“独占鳌头”。事实上,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于中国学者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软实力。既然是“单一角度”,中国学者关注自身软实力的优劣多于对他者软实力优劣的关注,因而比较研究所要求的“比较”(多维角度)也就无从谈起。再者,诚如俞吾金所言,“任何研究者在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活动时,都会受到一定的价值预设的支配。他们可以摆脱某些价值预设,但永远不可能摆脱所有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的存在与他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预设;一种是客观的价值预设,它建基于研究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本民族文化的生存境遇和本质性的发展趋向的领悟;另一种是主观的价值预设,它源自研究者的纯粹主观的因素,如个人的偏好、情绪等等。”而在俞吾金看来,“对于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正在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说来,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就是一个他们应当认同并接受的、客观的价值预设。”(俞吾金,汤勤:《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反思》,《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在我看来,俞吾金关于比较研究的“前提性反思”以及“价值预设”对于理解中国学界的软实力比较研究为何以美国为参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正因为美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影响无远弗届,建立在生存与发展意向之上的中国软实力研究必定离不开对美国软实力优势与劣势的剖析,以此扬长避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诚然,尽管直截了当通过“比较研究”的路径分析中美软实力的文献并不多,但不可否认,许多学者在论述中国软实力时,其潜意识中就以美国的软实力作为参照系,这也是俞吾金所说的“隐性比较方式”,一种不言“比较”的“比较”。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软实力导致比较研究的匮乏以及由比较研究得来的“借鉴”成果大打折扣,而这由于许多学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更使得“借鉴”难上加难。

 

2

 

第三,如同我在《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一)》以及《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二)》所言,许多中国学者对奈软实力学说的单一论断(美国霸权、美帝国主义等)源于学者倾向于从“二元对立”的思维研究中国软实力。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学者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软实力的显著表现。

 

在这种二元对立逻辑的作用下,以下结果显而易见:既然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软实力“水火不容”或“冰炭不投”,那么在涉及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方略与路径中,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软实力的“输出”而非“引进”的单一角度切入分析。一方面强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实现“对外传播”、“对外输出”以及“对外宣传”。与此同时对“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念兹在兹,将美国以及西方的软实力视为挑战——中美之间不仅存在着硬权力的较量,也存在“软性博弈”(刘瑜:《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兰州学刊》,2005年第3)。简言之,在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方略中,中国学者注重“扬长避短”甚于“扬长补短”——既然“二元对立”,对方的软实力优势并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反而要时刻提防。

 

在学界,这样的文献可谓层出不穷,诸如在庞中英看来,“从理论层面上看,拥有软力量的国家放射出影响力,它使得外部的相关行为者都受到这种放射力的影响,以致于这个国家可以借此达到国际战略目的。”(庞中英:《国际关系中软力量及其它》,《战略管理》,1997年第2期);李智认为:“软实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增强或提升,而在于如何把作为潜能的现存实力发挥出来,实际地对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施加影响和支配性的作用......就一国而言,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过程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因此中国要加紧建设以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和大众传播媒介把和谐世界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当前,中国尤其应当把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目标锁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向这些国家传播最富有国际吸引力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北京共识,从而在国际认同中有效地影响这些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并与之共同构建和谐世界’”(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魏明指出:“在国际领域,文化软实力是指文化产品的传播力或辐射力。综合起来,文化软实力,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魏明:《文化: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月,第34卷第2)。田志峰阐明:“文化作为国际政治中无形的软权力’,其争夺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全球化形势下面对西方无孔不入的文化扩张和渗透、面对西方的卫星轰炸和信息霸权我国的文化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应对挑战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先进文化,从战略高度来制定文化安全目标,从体制高度审视文化安全机制从观念高度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田志峰:《软权力竞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安全》,《学术交流》,2003年第8

 

门洪华认为,为了提升中国软实力,中国应该“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成为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的直接推动力,以文化优势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下),《国际观察》,2007年第3)。张效民,罗建波认为:“中国软实力较西方大国的软实力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防范和遏制 必然会显著增加中国建构软实力的难度。”因而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路径需要“加快文化价值观建设 抢占国际舆论的道德高地。”以及“加大对外传播力度 展示中国开放、发展和创新的新形象”(张效民,罗建波:《中国软实力的评估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089月第10卷第5)。在张战,李海君看来,“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对外政治的核心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以中华文化为支撑,充分施展外交手段,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张战,李海君:《国际政治中的中国软实力三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在吴琦看来,“中国软实力增进方略在于构建现代化意识形态捍卫主体价值观;其次秉持和而不同理念重塑国际形象;最后提升文化自觉强化民族意识。”(吴琦:《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软实力问题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9

 

此外,龙小农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形成软权力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外交构想贡献于国际社会.....因为这种构想本身就是构想提出国价值和利益支配下的产物,是构想提出国软权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延伸,这就为构想提出国以后控制利用国际组织、秩序或机制等打开了方便之门。”(龙小农:《外交构想力与软权力的形成》,《国际观察》,2005年第5)。谢晓娟指出:“软权力是国家形象得以塑造和能够塑造的基础、国家形象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与国际关系的状态......作为承担着对外宣传任务的宣传部门要摆脱简单粗糙的宣传模式和对西方宣传模式的盲目模仿和接受。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对外宣传体制。要根据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选择对外宣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利用先进的现代传播方式进行信息的传递。”(谢晓娟:《论软权力中的国家形象及其塑造》,《理论前沿》,2004年第19)。刘阳认为:“‘软权力’的力量来自其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当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通过其强大的文化‘软力量’来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中国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也必须把文化安全提高到一个重点范畴。”此外,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该“从全球化的文化向度中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刘阳:《“软力量”研究综述》,《学术交流》,200912月第12期)(其它相关文献可以参阅:陈玉聃:《论文化软权力的边界》,《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赵海英,刘艳房:《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河北学刊》,20069月,第26卷,第5张剑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4年第5王雨辰:《略论“北京共识”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淘丽:《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当代世界》,2009年第9李晓明:《国家形象与软权力——论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持增进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等等)

 

3

 

在我看来,这种强调软实力“输出”(output)或“释放”而忽略“吸收”(input)或“汲取”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实践当中。目前中国输出以及提倡的“孔子学院”以及“北京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观察家视为威胁则是明证。由于“二元对立”,中国学者倾向于将他者的软实力输出视为威胁;那么在他者看来,中国的软实力输出无疑也是威胁。(参阅Guy SormanAfraid of Confuciushttp://www.city-journal.org/2010/bc0430gs.htmlEconomistThe Beijing consensus is to keep quiet6th May2010;凯露:《孔子学院与“文化入侵”》,BBC中文网;张健:《孔子学院,“洗脑机构”?》,《南方周末》,2007620日)。

 

事实上,中国学者的软实力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硬实力的研究路径。虽然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特征与表现形式不同,但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两者殊途同归,其本质并无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实力”或“权力”以及由此而延伸出的“影响力”或“控制力”。中国学者对硬实力的现实主义解读导致其将硬实力看成一种排他性的实力,无论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还是场下的折冲樽俎都是“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逻辑根深蒂固。而当前学界的软实力研究似乎是这个研究路径的延续,其关注的问题无非是“中国有多少软实力”(soft power of China)或者“中国能输出多少软实力”而非“中国能够吸收多少软实力(soft power for China)”。简言之,学者对软实力内涵的现实主义解读导致软实力“零和博弈”顺理成章。

 

不可否认,二元对立逻辑下强调软实力“输出”(output)或“释放”而忽略“吸收”(input)或“汲取”的研究有待商榷,因为其未必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诚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需要“输出”或“释放”中国的软实力,也要懂得“引进”或“汲取”他者的软实力精髓,从多元角度出发探究中国的软实力(soft power for China)。

 

实际上,探究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决定一个国家乃至地区后续发展能力与潜能的关键不是单纯依靠这个国家当前拥有的软实力,而恰恰在于这个国家能有多大的能耐吸收来自外界的软实力并积极为我所用——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在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1000年),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但是,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到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日版,第297页)。如果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辉煌、西欧在1500年后的异军突起、中期伊斯兰文明的辉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当今美国的傲视群雄,都与其敢于与勇于接受外来软实力息息相关;而我们同样也会发现,正是那些堪称拥有雄厚软实力并为此沾沾自喜,进而蔑视乃至抵制他国实力的大国是如何在后来的竞争中惨遭淘汰的。归根结蒂,历史的发展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以史为鉴,我们就不会轻易“以一时论而论长久,以一身而论天下”。在这个研究中,“软实力的多少”以及“软实力的输出”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可或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眼光局限在这个问题上,而对这个国家到底能够吸收多少外来的软实力进而提升为自身的软实力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否则,我们因不懂得其他国家如何研究、吸收与利用中国的软实力进而陷入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可悲境地而捶胸顿足,空悲切。(参见许少民:《软实力的另类解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lx080628a.shtml

 

4

 

诚然,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二元对立逻辑的缺陷,他们在强调软实力输出的同时也不忘软实力的引进。

 

诸如郭洁敏认为:“软权力的特点决定其作用的发挥是无形的、缓慢的、潜移默化的所以不能以急功近利的态度看待软权力的效用如不能在软权力的运用中过于算计它在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使国家的控制力得到何种程度的增强等。着眼于长远利益就是坚持以感化’,而不是同化手段发展软权力’,不滥用权力(包括软权力硬权力’),而是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努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郭洁敏:《论软权力的基础、条件及其运用准则——兼与陈与聃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郭树勇认为:“一个国家具有强劲的民族文化力量或者制度创新力量原本为本土的,然而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往往要上升为国际政治文化或者世界文明现实的或潜在的组成部分,才能使之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中国的国际主义外交需要以增强软实力为重点,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需要推进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张骥,桑红指出:“从国际关系的理性角度看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是强权的行径而盲目的文化复古与文化排外只能导致封闭和落后。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均可以充分地运用文化因素以制定合理的战略制定符合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对外战略积累资源积蓄文化软权力’,并以自己文化中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昭示自己的文化风采同时又应以坦诚的胸怀去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扬弃相结合才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张骥,桑红:《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

 

叶虎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视野、对话的思维勇敢地去迎接这个挑战,同时在坚持拿来主义的前提下,实施送去主义的大众文化发展战略。”(叶虎:《全球化进程中的软权力与中国大众文化传播》,《江淮论坛》,2006年第5);赵刚也论述到:“我们维护文化主权加强文化安全要避免将文化复兴与狭隘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偏执相混淆避免因简单而盲目的自我封闭而排斥一切异质文化。要坚持解放思想创新观念主动吸收西方文明的一切精华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际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充满理性的全球化。”(赵刚:《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与文化安全策略》,《国际论坛》,20043月,第6卷第2);国林霞指出:“提升国家软权力 中国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好自己各种现有的软权力资源发掘潜在的资源。同时要保持软权力建设的开放性在保持自己特色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利因素和经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国林霞:《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当代世界》,2007年第3)(其他文献参阅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李海娟:《“软权力”竞争背景下的文化战略》,《毛··东邓··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2宋效峰:《浅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求实》,2005年第8;肖永明,张天杰:《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月第24卷,第1期等等)

 

然而,考察这些论述,其无非是形式主义的论证而已。所谓“形式主义”是对“某种现象的复杂现实不作长期仔细考察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模式,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使该现象的复杂现实简单化和被歪曲。”(【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12月第1版,第247页)。这些中国学者虽然意识到了“二元对立”逻辑的缺陷,但他们却没有对这个逻辑的来龙去脉进行剖析。同样,他们意识到“输出”与“引进”应该结合,但却无法具体阐述应该如何结合、需要引进哪些软实力、为什么要引进以及如何寻求两者的协调这类问题。这种形式化的论证虽然没有歪曲复杂的现实,但却将复杂现实简单化,从而无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他们的论述流于空泛,其中夹杂着许多不确定性,大而化之的词句俯拾即是。

 

在李明江(音译Li Mingjiang)看来,“中国的软权力论述中依旧存在不明确的地方。例如,不清楚如何将软权力转化落实为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争论文化成为软权力的主要来源时,其不确定性特别明显。对于中国和谐世界观如何重构世界秩序,具体的建议寥寥无几。再者,可资利用的中国研究缺乏对具体个案的经验评估,诸如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参与国际机制给自身的软权力带来什么影响。”而他也认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尽管中国的战略家殚精竭虑的设计各种各样的战略路径但中国的软权力大战略依旧处在初始阶段。中国软权力论述中缺乏决断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由西方哲学所主导的世界中,中国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政治价值乏善可陈。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自身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Li Mingjiang,“Soft Power in Chinese Discourse: Popularity and Prospect”,RSIS Working Papers,No.165,September 2008,p.25以及p.6)。我认为,李明江的判断一针见血。对于学界而言,如何破除二元对立逻辑的束缚乃软实力研究的当务之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5)

 

总之,中国学者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软实力导致其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以及注重研究中国的软实力“优势”与“不足”,而对于海外有关中国软实力优势与不足的研究文献熟视无睹。再者,学者对其他国家的软实力优劣关注不足,相关研究乏善可陈,有关软实力比较研究的文献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以美国为参照系。最后,“单一角度”的软实力研究表现为“二元对立”逻辑的滥觞。而二元对立逻辑的结果是学者在分析中国软实力“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注重软实力的“输出”而非“引进”,“扬长避短”甚于“扬长补短”。一方面强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实现“对外传播”、“对外输出”以及“对外宣传”;与此同时对“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念兹在兹,将美国以及西方的软实力视为挑战——中美之间不仅存在着硬实力的较量,也存在“软性博弈”。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造成软实力研究的固化甚至僵化,循环往复,虽文献层出不穷,但高度雷同。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为什么倾向于从“单一角度”研究中国软实力?下文将进行深入与细致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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