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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传统与对外关系》读后感         ★★★
《传统与对外关系》读后感
作者:许少民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5-19 23:25:30

 

许少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1

 

最近三天读完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终生教授相蓝欣的中文著作《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以下简称《传统与对外关系》)。读毕此书,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我在凝练简约的文字当中读出了作者的深刻洞见。与此同时,我也读出了自己的孤陋寡闻与固步自封,因而需咬紧牙关,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弟子规》有云:“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砺。”所言甚是!

 

作者在“前言”中说道:“别人的书越写越长,我的这本书却越写越短。花了整整六年工夫,却勉强得到10万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当你讲不清楚一个问题时,最好保持沉默。但我还未能达到维特根斯坦的境界,仍然是不甘寂寞,自认为还有东西要说。”(【瑞士】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8月第1版,前言第1页)。诚然,尽管并非字字珠玑,但浓缩便是精华,这10万字的小册子也许并不比那些洋洋洒洒的大部头中文学术著作逊色,或者毋宁说更甚一筹。当下某些学术著作,车轱辘话,冗长黏涎,忽此忽彼,云山雾绕,让人无法入手。其次,作者不甘寂寞,有话直说,归根到底缘于作者的中国情怀。作者学贯中西,意欲充当中西对话的桥梁,为中国的崛起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2

 

此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是中国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并在“正名”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同作者所言:“中国正处于政治改革的起始阶段,首要的任务便是正名。毋庸置疑,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必然会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167页)。事实上,这个论述蕴含一个前提:即当前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并没有使得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依旧面临重重阻力。而在所有的阻力当中,来自超级大国美国的阻力乃重中之重。而中美之间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这里的意识形态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反映某个个人、团体、阶层或文化的社会需要和渴求的一套理念;其二,它是构成某种政治、经济或其它体制的基础的一套原则或信念。见正文第6页)。诚如作者所言:“美国是一个讲究实际、不拘泥守旧的国家。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并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实力冲突。美国朝野对中国最不放心的是政治体制。这个关键这点一旦想通,一通百通......当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将轻而易举地占上风,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前言第1-4页);“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子里,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手段是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打压中国。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关注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何时能够实现,如何实现以及美国的压力将会起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定论是,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才能成为对外和平的中国,民主是和平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先决条件。政治体制问题是中美双方最难沟通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第77页)

 

事实上,如同作者所言,“中国政治改革已经提上了议程,为什么美国人视而不见呢?原因是没有按照他们的思路走。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体制优越感的必然结果。”(前言第2页)换句话说,这归根于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因此,中国学人必须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在的逻辑进行深入全面的剖析,在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崛起的“正名”,甚至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彻底纠正欧洲中心史观不仅是一个‘正名’的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和对外关系的重新定位的大事。”(第41页)。“中国地位的重新上升的历史意义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单个国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能力。用句时髦才话讲,中国已经面临不能不考虑‘后赶超时期’的历史任务。她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并对全人类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提供有益的价值观和思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绝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中国有改造和纠正欧洲中心观的重大国际责任。”(第7页)中国的崛起,绕不开美国的意识形态,也躲不开那看似坚如磐石的“欧洲中心论”。因此,“在中美关系上未雨绸缪,就不可避免地要正面接触意识形态问题,以‘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谈不上化解这种内在冲突的积极方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点却在寻找‘价值中立’的外交口号,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抑或“国内不少国际问题专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宜之计的设计上。”(分别见前言第2页以及正文第33页)。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却“避免正面接触意识形态问题”?或者为什么不少国际问题专家仍然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宜之计”的设计上?在作者看来,追根溯源,其源头在于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打击以及对“欧洲中心论”的顶礼膜拜。作者对此说道:“‘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打击则是旷古未有的。今日中国学人的历史观、哲学观、政治观、经济观和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无不与‘五四’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有关。欧洲中心论所造成的学术语境至今仍然是禁锢人们头脑的第一因素。”(第10页)。正因为许多知识精英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传统丧失信心,于是便有了内在的心理劣势。按照作者的看法,其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以为中国一贯落后,从而颠倒了近代“落后”与“挨打”的真实关系,认为唯有西化才能救中国。曾长期导致造就了中国长期先进地位的经世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被看作一无是处,和谐社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第二,“以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新鲜事。不知道中国有容乃大,既有自由经济的传统,也有同世界市场打交道的经历。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原是汉语‘无为’一词的法语直译。”

第三,“以为西方民主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因而无法与之争辩。”(第167页)

 

这种“欧洲中心论”,“其核心是直线历史发展阶段论。它设想了人类历史不但有明确方向,而且有终极目标。这显然是基督教传统的本体论与目的论相结合的历史观。”而自从19世纪以来,“这个历史观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先进和落后的阶段,并全然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划分标准。”(第42页)。在“欧洲中心论”的框架内,“现代”与“传统”格格不入,“进步”与“落后”对立冲突,“理性”与“愚昧”冰炭不投,“西方”与“东方”也截然对立,历史哲学将人类全部历史表述为西方为主导的寻求绝对真理的直线历史过程,自认其发展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必须按图索骥,唯西方的发展路径马首是瞻,舍此别无他途。

 

在作者看来,时至今日,这种“欧洲中心观”无论在逻辑、史学还是哲学的层面而言都存在致命的问题,西方知识精英对“欧洲中心观”的内在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这个信念的主宰地位(具体参见第52-59页、第78-94页以及第104-118页)。换言之,西方某些知识精英原先所认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刊之论已经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今天,人为制造、而不是基于历史文化的东西方分野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人们对民主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新的一轮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但主力军在欧洲,锋芒所向正是美式民主模式的理论的实践。”(第79页)鉴于此,作者建议:“作为捍卫哥特式理论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美国,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已经大幅度下降。在欧美民主理念开始分道扬镳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应当抓住战略机遇同美国进行积极的意识形态对话。中美关系回避不了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既不应当把自身传统看成一无是处,也不应当简单地把美国的体制斥为‘伪民主’。双方应当达成一个共识,任何政治体制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中国固然需要吸收程序民主和法律正当程度的很多优点,而美国也应当借鉴‘政者正也’的人本政治的价值观。”(第122页)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障碍是,“中国的知识界似乎依旧生活在斯宾诺莎所说的‘神学幻觉’之中,对欧洲中心史观不愿意做彻底的清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的知识精英已经抛弃的历史哲学在国力上升的中国却仍然能够固守一块核心阵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他们对“理性主义”或“科学”的顶礼膜拜,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对“庸俗进化论”的推崇;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在同一时期对“非理性主义”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解读,特别是尼采的误读影响了几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理解,这“两种误读”相得益彰,造成欧洲中心论在中国根深蒂固——“以进化论形式进入中国的欧洲理性主义使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心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反映在他们对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极度悲观的情绪和对民族历史的虚无态度。欧洲的非理性主义则在中国的知识界起了重振自信心的关键作用。”(第69-70页)

 

(3)

 

如同开篇所言,作者坚信“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必然会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阐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为何,其次是说明为何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必然”会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前者,作者虽然没有专门进行探讨,但在各个章节中,作者无时无刻都在阐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及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异同。在这种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作者游刃有余,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特色,同时也不忘探讨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及融合的可能。

 

诸如作者说道:“从法国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的人本价值观、技术发明和政治伦理的作用无处不在。欧洲人在没有封建制、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中国的形象的刺激下被迫开始自身的重新定位。”(第10页)“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有容乃大,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长期和平共处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同19世纪以来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对全球都有益的辩论。”(第11页)“钱穆先生说过:‘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和同’对立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将素有对应的概念,譬如黑白、日夜、善恶、生死等,都看成是相互依存的。”(第39页)“中国传统则视个人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所以人的定义本身取决于其行为,而不是天生的确定状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是两个以上的人组成,无仁则为禽兽,无社会环境就不成其为人。由此推论,中国人的‘个人内心之自我争斗’并非表现在西方所谓理性与非理性或人性与动物本性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个人同外部环境是否和谐,个人欲望同社会是否和谐的斗争。因此,‘和合’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与政府或任何权威都处于对抗状态。”(第51页)“历史哲学推崇的是‘直线历史观’,中国传统史学则注重王朝更替,究竟孰优孰劣尚有待澄清。”(第54页)“先秦的主导政治共识是将政治体制的优劣定位在政治与道德伦理的关系上。中国哲人一贯认为,政治和历史不可分割的。任何政治理念都有传承关系,不能断章取义。这个思想开了剑桥学派的‘历史环境论’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同古希腊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是立足现实,任何政治观点和著作都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因为中国思想家从来没有坠入对‘永恒主题’和‘彼世’的关怀,从而一直保持了政治与历史的有机联系。”(第89页)“简言之,中国传统的政治研究采用的是历史的动态模式,同切断历史联系的西方政治科学的静态模式相比更加符合现实”(第94页)“从罗马帝国以来,欧洲并没有出现中国那样的一元文化,也没有统一的、持续存在的大帝国。多元的文化不可能产生政治的‘天下’观,即政治的范围不受特定的空间限制的思路。所以,‘天下大事’是中国人对政治事务的特殊表达方式。正因为此,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能够超越地域和种族的概念”(第96页)“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儒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第135页)“经济史家总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第一人。殊不知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国。”(第138页)

 

然而对于后者,作者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说明。纵观全书,作者只是同义反复式的阐述同样的观点,诸如“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就需要让世界懂得中国对外事务的和平处理方法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实际的需要。”(第9页)“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同19世纪以来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对全球都有益的辩论。”(第11页)“因此,过早对将来做出一劳永逸的判断的努力是徒劳的,中国应当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第164页)。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因为作者重在“解构”中国学界内部“欧洲中心论”的顽固信仰,而对于如何“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进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关注不足。事实上,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为中国的崛起“添枝插叶”是许多中国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当前学界盛行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便是明证。然而纵观纵观时下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流于肤浅,其分析的路径无非是:第一,罗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第二,直截了当的阐述这些传统价值观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们的论述不堪一击,因为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文化传统或者价值观能够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者,既然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崛起会面临这么多的障碍?面对他者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回应,怎么回应?再者,这仅仅是文化的问题抑或是包含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学者对上述问题熟视无睹,以一种“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的心态作为他们立论分析的基础,其文献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可以参阅相关典型文献: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龙志芳:《中国软权力资源及其构建》,《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5期;刘莉萍:《儒学伦理传统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24卷第1期;刘相平:《对“软实力”之再认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江海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2月第11卷第1期张战,李海君:《国际政治中的中国软实力三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国林霞:《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当代世界》,2007年第3期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学者都是从“应然”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价值观“应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忽略了从“实然”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这恰恰是今日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尴尬境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

 

(4)

 

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未尝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局限与缺陷;他们也义正言辞拒绝“抛弃自家无尽藏”,反对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视之如敝屐;他们也未必没有同西方学者进行辩论探讨的动机与激情。然而归根结底,文化的问题绝非单纯通过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手段便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文化问题的背后也许还涉及到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基础或许在于经济和政治实力。如同作者所言:“五四新文化精英的一大误区是以为语言只是交流工具,岂不知任何一种语境创造的恰恰是权力关系,一国之内已如此,国家之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18页)。考察“欧洲中心论”的嬗变历程,其批判的对象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欧洲毋庸置疑是批判的主力军。为何如此,答案不言自明。尽管时至今日,“欧洲中心论”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但不可否认,西方内部的学理批判以及美国自身出类拔萃的影响力依旧奠定了“欧洲中心论”的话语霸权。在西方内部,欧洲中心论的争论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学理之争,欧美之间不分伯仲的历史地位以及不相上下的发展水平使得两者能够在相同的平台上平等对话。而中国虽然在崛起,但中国与欧美之间显而易见的差距使得中国在这场批判当中处于下风。任何一套理论体系都必须接受他者的“解读”,其是开放的而绝非封闭的,任何宣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逃避不了被质疑的命运。在不同的文化实践中,自然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模式与框架。保守的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他者解读的权利,但客观的说,一套解读框架或者模式的传播与胜出却有赖于其支持者的权力或者能耐。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能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理论上的养分,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制约了这套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传播。“欧洲中心论”固然是有缺陷的,但其影响力确实无远弗届。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未必不知道这种理论虽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明白其未必没有借鉴之处,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是,当落实到“实然”的维度时,中国学者也跋前踬后,进退两难。民主、自由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渐进引入这些规则与程序。然而,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让其窒碍难行。雄关漫道真如铁,却难以迈步从头越。

 

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许多学者倾向于从一种应然的角度并以大而化之的话语模式表述其观点,因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必然’会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之类的表述也就见怪不怪。相蓝欣教授虽然旁观者清,但也会在无意识之中陷入这个陷阱。相对于相蓝欣教授而言,中国学者所面临的困境更加显而易见,这种困境使得很多中国学者陷入“普世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混乱思维中,称之为“精神分裂症”也不为过。有时,他们赞同相对主义,但却对普世主义所蕴含的精华有所保留;有时他们反对普世主义,但却对相对主义的滥觞怀有疑虑;在这两者的来来回回中,他们不得不放弃思辨与批判的利刃,甘愿驯服于大而化之的“正确”表述。“保持干戈,授人以柄,是被禄之人之过,与杀人者何尤。”

 

作者在文末说道:“重新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过去的那种以西方的政治标准来比较中西政治的肤浅方法是错误的,既要拨乱反正,就应当从基本概念下手。然而,‘五四’时期的那一代人至少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现在的几代人不读经书,遑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读罢,一种无奈油然而生!既然如此,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崛起做贡献?依我看,归根结底还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传统文化延续的环境,春风化雨,让国人中西两通,既有中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如此,中国崛起或许不再敏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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